山西反腐故事

山西很多腐败案件背后都涉及煤炭资源交易，权利寻租是腐败发生的主要原因。作为“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省份，山西的大量腐败样本极具分析价值，其“灾后重建”更具醒鉴意义。

在2015年3月全国“两会”的各省市代表团中，山西团吸聚了最多的媒体光源。

据山西团提供的数字，在山西团“开放日”，72家媒体的140多名记者被吸引前去，包括近30名外国记者——记者数量直追薄熙来落马前的重庆团“开放日”。

之所以成为媒体“宠儿”，盖因过去的两年里，山西是中央反腐的主战场。

中共十八大后，反腐倡廉自上而下强势推进，自2012年11月14日起至2015年3月6日，全国共有76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其中，山西以7人冠绝各省。

在13人的山西省委常委领导班子中，有5位时任省委常委被调查，分别是山西省委原副书记金道铭、山西省原副省长杜善学、山西省委原秘书长聂春玉、山西省统战部原部长白云、太原市委原书记陈川平。

此外，两名山西省主要负责人——山西省原副省长任润厚、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难逃清白，相继落马。曾任职山西省委常委的申维辰和梁滨及山西省军区原司令员方文平，虽已在异地分别任职中央纪委委员、中国科协党组书记，河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北京军区党委巡视组巡视专员，也因卷入腐败被查。

不止如此。两年间，山西共有71名厅级官员及881名县处级官员被查，数量之巨前所未有。

在重点领域和重点地区，尤其是山西交通系统及吕梁腐败窝案，大量时任官员干部落马，甚至至今两个系统仍空缺许多领导职位。

作为被中央指为“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省份，山西的大量腐败样本极具分析价值，其“灾后重建”更具有醒鉴意义。

总体情况

很难说山西反腐大幕何时开启，但2012年12月底，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白培中因家中被窃千万元现金而落入纪检视野，成为山西反腐故事的楔子。

不过，在当时这一事件难以引人长期关注——在山西以西，因为周永康案的前期外围发酵，四川重量级反腐大案频发，俨然反腐的核心区域。

白培中案之后，2013年上半年鲜有山西官员被查的公开消息，仅长治市原市长张保因涉嫌滥用职权、受贿等违法违纪问题被查。这一消息最早被官方于2013年2月20日公开，成为2013年首个被官方公开的山西官员落马信息，也是中纪委监察部官网及山西省纪委监察厅官网在当年上半年公开的唯一一起案例。

不过，没有公开并不意味着没有官员被查。2013年7月31日，山西省纪委监察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对2013年上半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情况和部分典型案件处理情况进行通报。

在通报中，晋城市政协原副主席申会、晋中市原副市长郭勇飞、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张学武、襄垣县委原书记冯俊义、灵石县委原书记杨洪、运城市夏县公安局原局长孙宏军、晋中市榆次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梁五福、长治市林业局原局长张树堂、太原市古交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杨巨保的案件均被点名。当时，其中大多已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

山西省纪委监察厅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1月至6月，共查处市厅级干部6人，县处级干部119人。

少有先例的是，在这次发布会上，一些在查案件也被简单通报。其中包括阳泉市郊区区委原书记王永珍、泽州县原县长常广智、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党委原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冯朝辉、省财政厅监督检查局原局长裴唐生、潞安矿业集团上海投资公司原法人代表李建设、信良省粮食储备库原主任常文瑞、原副主任张松林、大同市供销社原党委副书记兼监事会主任王普生、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大同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张宽礼、吕梁市国土资源局原总规划师宋王兆等。

根据山西省纪委监察厅的公开数据，2013年，山西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违纪党员干部11879人，其中市厅级干部26人，县处级干部336人，移送司法机关32人。

根据山西省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全年共查办贪污贿赂犯罪884件1279人，其中大案704件，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要案80人（其中厅局级7人），查办渎职侵权犯罪465件550人，查办县处级以上要案11人。

在全国反腐浪潮中，山西2013年的反腐成绩单中规中矩，并不突出。

这一情形很快就发生了转变。2014年初，马年春节刚过，吕梁市原市长丁雪峰与山西省人大原副主任金道铭先后被查。如同“多米诺”骨牌，紧随其后，山西诸多省部级领导接连倒台。

按照纪检系统的数据，2014年，山西纪检系统全年处分违纪党员干部15450人，同比去年增长30.1％。其中，处分市厅级干部45人，同比增长73.1％；处分县处级干部545人，同比增长62.2％；移送司法机关119人。

来自检察系统的数据显示，山西检察机关共查办职务犯罪1419件1991人，其中贪污贿赂犯罪1001件1397人，同比分别上升13.2％和9.2％，渎职侵权犯罪418件594人，同比分别下降10.1％和上升8％，追缴赃款赃物3.2亿元。查办县处级以上干部要案155人（含厅级25人），同比上升70.3％——立查要案数和厅级干部人数均为山西省历史最高。

2014年山西落马官员为何井喷增长？一个时间节点是，2013年10月30日至12月29日，中央第六巡视组对山西省进行了巡视。2014年2月24日，中央巡视组向山西省委反馈了巡视意见。巡视组组长叶冬松指出，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山西省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利益，查办案件工作和对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的监管有待加强，尚未形成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此后，山西官员开始频频落马，与之不无关系。

综合2013年、2014年的数据，两年间山西省纪检监察系统共查处27329名违纪党员干部，其中市厅级干部71人，县处级干部881人，移送司法机关151人。检察机关在两年间查办县处级以上官员职务犯罪案件共246人，其中市厅级官员36人。

由于纪检监察系统和检察系统的两套数据虽然互有交集，但不互相涵盖，所以两年内山西县处级以上落马官员总数尚无准确公开数据。不过，上述数字已给出基础概貌。

目前，涉案的省级要员中，仅有金道铭、申维辰进入司法程序，两人都涉嫌受贿，但具体谋利方式并未公开。

案件均不孤立

按照中央纪委监察部官网、山西省纪委监察厅官网，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山西省各级检察院官网公布的信息，《财经》记者逐条统计发现，自2012年12月6日至今年3月6日止，纪检部门在官网公布的山西被查县处级以上官员数量为139人：2012年12月6日至2012年底，有1名官员被公布查处信息；2013年，上升至21名；2014年公布的数量达到峰值，有104人；2015年1月1日至3月6日，两个月的时间里，有13名官员。

即便缩短时间按照2013年、2014年两年的官方数据与之对比，也可发现，官方公布的信息仅占总数的很小一部分。

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中说，“山西发生的严重腐败问题，不是个案、孤立的，是一坨一坨的。”

比如，在市一级，太原三任市委书记、连续三任公安局长被查处；县一级，晋城高平市连续两任市委书记、四任市长、一名纪委书记被查处；村一级，一个市查处城中村案件时，倒查出几十名党政干部，其中一名市局级干部，在北京、上海等地有几十套房产，家财过亿元。

在企业方面，山西省原副省长任润厚曾有十年时间在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潞安矿业）担任领导职务，其在2014年8月被查后，仅一个月时间，潞安矿业便有5名高管、中管被公布查处信息。

在大同，大同市委原书记丰立祥被查后，大同市左云县委原书记徐尚红、大同市阳高县委原书记解先文、大同市广灵县原县长李立平、阳泉市城区区委原书记康晓剑于2014年11月28日同日被调查。其中，前三位为丰立祥的直接下属，康晓剑则曾任丰的秘书。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王儒林总结，山西腐败量大面广：纵向看，从省到市、到县、到乡、到村，都发生严重的腐败问题；从横向看，煤炭部门是腐败重灾区，交通等部门是腐败多发地带，连纪检监察、组织部门也发生不少的问题。

以交通部门为例，2013年4月，山西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王志民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其曾任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之后，大批山西省交通系统官员落马。

此次反腐风暴中，退休不再是“免死金牌”，山西亦不例外。2013年6月，已退休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原主任王晓林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查。他曾任山西省交通厅厅长，为王志民的领导。王晓林所涉问题之一便是涉嫌收受贿赂1599万元、美元13万元，逢年过节收受礼金51.5万元。

王晓林的继任者是曾任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段建国。据《财经》记者了解，在交通工程领域，和段建国交往多的施工单位都给其送了钱。段还直接插手工程，为朋友在交通工程领域招投标代理、承揽工程、融资等提供了许多实际支持；段给基层明讲暗示，推荐朋友的产品，比如给某高速公路建管处推荐过治超不停车检测系统；给某高速公路建管处推荐过无极灯照明产品，通过这些为自己谋利。

正因交通系统权力太大、监管不力，领导干部动辄掌控亿元项目生死，人脉关系圈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致窝案爆发。

在交通系统，山西省交通运输管理局原局长李华中，山西省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常务副董事长贾建民，山西省交通厅综合规划处原正处级调研员王蕾，山西省交通厅忻阜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处原处长冯建刚，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党委原副书记、纪委书记冯朝辉等官员相继事发。

在纪检监察领域，之前2008年7月起，山西省集中开展了为期两年的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牵头者是时任省纪委书记金道铭，其借此大肆权力寻租。此轮反腐中，金道铭落马后，山西省纪委原常务副书记杨森林、晋中市委原副书记张秀萍相继被调查。杨森林原为煤焦领域反腐败领导组副组长，张秀萍则曾是领导组办公室副主任兼案件管理组组长。

王儒林说，山西省连续14年没有查处市委书记腐败案件，有一个重灾区的市，从2010年到去年9月，连续五年时间内查处的案件只有4件，移送司法机关仅1人，涉案仅5万元。所以说，现在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就是塌方。

比如，2009年，山西省纪委派驻山西省文化厅纪检组原副组长、监察室原主任尹晋光负责清缴三市涉煤企业2000年以来偷、漏、欠缴国家各种税费和基金。期间结识涉该问题的公司老板后，尹晋光多次收受对方的好处，并开始交往。2014年11月，尹晋光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

对于“办案不力”，山西查处了纪检监察部门的问题，2014年9月至今，共查处117人，其中56人被清除出纪检系统。

王儒林认为，山西腐败形势复杂，贪腐数额巨大，动辄几百万元、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有的甚至去年9月以后仍然不收手。据《新京报》报道，山西一位贪腐官员去年12月被“双规”，在11月份时还收了一套在三亚的房产，价值280万元。被“双规”的当天，兜里还揣着1万欧元的贿款。

“黑金”政经

根据《财经》记者统计的样本，若按照地域细分，在省直部门工作的官员落马最多，为25人；其次为“重灾区”吕梁，落马官员20人，占比约14％。

吕梁是一座“煤上城市”，过去由于煤炭经济的活跃，经济增速一度在山西居首。也正是“黑金”的涌动，导致政商沆瀣一气，“商人谋权，官员求利”——这座资源城市的独特生态圈慢慢形成。

十八大后，山西被查的7名省级领导干部中有3名曾在吕梁工作。聂春玉和杜善学曾于2006年至2011年间相继任吕梁市委书记，白云则曾在吕梁任市委副书记。

此外，吕梁市原市长丁雪峰、原副市长张中生、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明珠、原政协副主席刘广龙、原政法委书记李良森等5名市级干部被立案审查，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县区一、二把手领导被查。

吕梁腐败的一个特征是，官员落马和“黑金”腐败脱不开干系，落马官员的朋友圈中也不乏“煤老板”。其中，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邢利斌、中阳钢厂董事长袁玉珠等10多名企业主也被调查。

以邢利斌为例，2012年3月，邢利斌在海南为其女儿举办结婚典礼时，吕梁当地十几名厅、处级干部包机前去参加婚礼。

据新华社报道，聂春玉、杜善学与邢利斌、大土河集团董事长贾廷亮关系密切，张中生与邢利斌、袁玉珠亦关系密切。

山西“塌方式”腐败引起官场强震后，2014年9月，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被中央火速调往山西“救火”。王儒林履新调研的第一站就选在吕梁。彼时，吕梁腐败窝案的盖子已全面揭开。

“实事求是地说，有的同志建议，吕梁情况复杂，第一站最好不去吕梁。我经过认真考虑，第一站还是要到吕梁来。”王儒林在吕梁市调研考察座谈会上讲，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吕梁是腐败问题重灾区”。

这座城市被煤炭左右生死。王儒林说，过去十年，吕梁在山西全省发展最快、增速第一。如今，吕梁的经济下滑在全省也是最快，在2014年已从全省第一位跌至最末，全市亏损企业不断增加。截至2014年8月底，规模以上亏损企业271户，占全市规模以上企业的48.9％，其中煤炭企业163户、焦炭企业24户，企业亏损总额达到61.4亿元，规模以上停产企业117户，其中煤炭相关企业92户，占停产企业的78.6％。

王儒林指出，吕梁现有的煤炭资源都通过传统的协议方式取得，不通过“招、拍、挂”市场竞价方式配置。这在源头上留下了权力寻租的空间，成为发生严重腐败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放大来看，吕梁正是资源大省山西的缩影。

2014年，山西省GDP总量1.27万亿元，已下滑至全国第24位，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差成绩。4.9％的GDP增速则跌至各省之末，山西经济亦呈现“断崖式”下滑。山西省省长李小鹏在2015年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时提到，该省最大的支柱产业煤炭供过于求、价格下跌、效益锐减。

“一煤独大”的情况下，和吕梁市一样，山西省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如何转型。转型调整产业结构，自上世纪80年代就已被山西提出，也均是至今四任省委书记的履职目标。但转型20多年来，山西仍然离不开煤炭经济。究其原因，不排除长期浸淫“黑金”中利益集团的阻挠。

据《财经》记者了解，2009年8月和10月，山西省国土厅原厅长李建功两次收受某煤矿矿主送来的美元和银行存折，对方意图通过其解决该矿山增扩资源的遗留问题。之后，李建功用银行存折中的钱，为儿子在北京购置了房产。在资源整合办证期间与煤老板的交往中，李建功遇到的“好处”不止于此，“送礼挡回去的少数，多数都收了”。

今年“两会”时，李小鹏提到，山西很多腐败案件背后都出现了煤老板，都涉及煤炭资源交易。煤炭资源交易由于制度不完善、信息不公开以及利润巨大，很容易滋生腐败。

根据《财经》记者统计的数据，十八大后公开的查处信息中，煤炭领域县处级以上的落马官员有11人，为各行业中最多。

落马原因

在此轮反腐中，山西官员落马的原因各异。官方公开的139个县处级以上干部涉贪腐样本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有35人，涉嫌严重违纪的有24人，其余未有明确表述。

另外，涉嫌受贿的有90人，为所有类别中最多，样本中占比约65％，其中，被指索贿的有9人。

从诸多案例可知，大部分官员在担任领导职务后，均是从义正言辞地拒收礼金变成谨小慎微收取少量礼金，最后逐渐变为麻木地大额受贿，甚至索要巨额贿赂。

相关材料显示，晋中市委原副书记张秀萍当上领导后，所收的礼金也由几千元到几万元，甚至数十万元，所收购物卡也由最初的几百元直至上万元，地点则不限，饭局、办公室、家里都有。2014年4月，张秀萍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纪检部门立案审查。

在王志民案中，其刚被提拔为山西省交通厅副厅长时，对收受礼金存有顾忌。起初他认为安全的做法是，能拒收的尽量拒收，能退掉的尽量退掉，一次超过2万元的基本上不收。他觉得，山西交通系统这么多年没有出现过腐败大案，可能与这种敛财方式有关：不显山露水，别人也很少说三道四，风险很小，但日积月累也不是一笔小钱。尽管如此，每年逢年过节他收受礼金都在80万元左右。

后来因为没有获得提拔，在心理不平衡下，他除了不熟悉的人和背景有些复杂的人，只要来送钱的都不拒收，而且收受的数额也由一次1万元，变为5万元、10万元，甚至几百万元。王志民用这些钱的绝大部分在北京、太原等地购置了房产。

2014年9月落马的阳泉市委原常委、纪委书记王民在政府招投标的关键阶段，曾收到一家公司负责人送的茶叶，打开包装后发现里面装着钱，他曾多次退回，但对方一直未取，最终他还是未能抵御诱惑。

单位的一把手因权力难受限制，受贿更加肆无忌惮。在139个公开样本中，十八大后山西共有57名单位一把手领导（包括企业）被查，其中，地级市党委领导4人、政府领导2人，县级市党委领导7人、政府领导5人，人大领导1人。

如此多的单位一把手领导落马，在其他省份并不多见。

2014年3月，太原市民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张波涉嫌索贿、受贿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立案审查。张波落马后承认，虽然有纪检部门、审计部门以及各项制度规定的约束，但真正在工作中，基本上不能发挥作用。在太原市的一个项目中，因草拟设计方案和土地出让报批市政府，张波就收受200万元。任太原市园林局局长、政府秘书长、民营经济开发区主任期间，张波收受近3000万元，甚至开始把金钱追求看作人生目标。

在《财经》统计的139个样本中，有22人被指控涉嫌渎职犯罪，其中7人涉嫌滥用职权，1人涉玩忽职守；涉嫌贪污犯罪的有21人，紧随渎职犯罪之后；4人被指涉嫌行贿。

被指收受礼金或礼品的官员有25人，涉嫌身份造假、违规买房、超计划生育、侵吞国有土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等违纪违规行为的官员有19人。

此外，在公开信息中被指涉嫌通奸的有14名官员，其中包括3名省部级官员，约占7名省部级落马官员的一半。

相关案情显示，阳泉市郊区区委原副书记杨艳红在落马后，认为最不该发生的，是背叛了感情、家庭、纪律要求，与别人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在任平定县纪委书记时，杨艳红曾严重失职，不但收下同级班子成员为其买的房子，还帮对方存放1900多万元的违纪违法款，最终双双落马。

“灾后重建”难题

山西为何成为腐败重灾区？制度反腐专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曾在山西官场地震后，赴山西有关部门讲课。他分析山西腐败的原因有四：一是山西作为资源、经济大省，资产、资源密集，“因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用政府‘有形之手’调节经济，‘有形之手’就会涉嫌寻租滋生腐败”；二是监督失衡，随着经济发展，山西的煤矿资源开发等集聚增加，监督却还是主要依赖“同体监督”，根本适应不了社会转型、体制转轨中权力几何级数的增长；三是山西省官商勾结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山西经济的特殊符号“煤老板”与官场勾结现象严重，“90年代初山西煤老板之间就喜欢互称领导，21世纪初还有的互称首长，商场和官场间称谓的互换就可以看出官商勾结的密切”。四是问题之下山西沉渣泛起的现象突出，“官场相互咬、商场相互咬、不良文人相互咬，在高强度反腐下问题更易暴露”。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王儒林的前任、已履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袁纯清坦露心声：“尽管山西发生严重腐败问题是长期积累的过程，不是一天冒出来的，但作为时任省委书记，是负有领导责任的。”他介绍，在去年的山西领导干部任免大会上，其已经表示过检讨。

由于13人的山西省委常委班子有5人被调查，亟须填空补缺。湖北省委原常委、组织部长楼阳生，湖南省原副省长盛茂林先后入职山西省委常委，分别任职省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另外，中纪委常委、监察部原副部长黄晓薇调任山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接替金道铭的职位；科技部原副部长王伟中任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重庆市委原秘书长吴政隆填补陈川平空缺，任太原市委书记；山东省原副省长孙绍骋出任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国家安监总局原副局长付建华被提名为山西省副省长人选。

新的山西省委常委领导班子迅速完成更迭。与以往不同，这一届班子成员主要来自异地，本籍常委仅余三人。

不过，在李永忠看来，山西政治生态的破坏难以靠异地空降解决：“中央曾经希望用异地空降的方式解决黑龙江韩桂芝腐败窝案造成的影响，空降了一批省部级、厅级官员过去，但只能说减缓了腐败蔓延的趋势而已，改变政治生态太难。”他认为，解决之道是在山西深化政治改革，改革选人用人之道，形成科学的权力机构。

省委领导虽已完成更迭，但是受反腐影响，许多地市、县市的党政一把手至今空缺。比如，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省煤炭厅厅长、运城市委书记等职位在原领导被查后，其各自官网显示，职位一直空缺未有填补。

王儒林对媒体称，山西省管干部空缺近300名，如何选人用人是目前面临的最棘手问题，目前空缺的岗位中有3位市委书记、16位县委书记、13位县长。“这些岗位不能长期空缺，但不能今天提起来，明天又进去了。”“比如（一个职位）考察名单上有个排名比较靠前的干部，刚上名单半个多月，就牵进去了。还有一个自荐的干部，他说自己肯定没问题，这人各方面评价也不错，进入考察名单一个月也掉进去了。可见，腐败分子具有隐蔽性，具有两面性。”

王儒林透露，山西目前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吕梁市和山西省交通厅要充实调整人员。

在煤炭管理方面，今年1月26日，山西省委、省政府正式印发了《关于深化煤炭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梁敬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此前旧的煤炭管理体制是权力设租寻租甚至官商勾结、滋生腐败的重要源头，煤炭管理改革后，将有助于从经济层面上消除腐败土壤。

此外，山西还将保持高压反腐。2015年1月底山西省“两会”上，山西圈定今年反腐斗争将围绕煤焦、土地、交通、房地产等重点领域；围绕教育、医疗、环保、社保、涉农等社会民生领域；围绕资源配置、工程招标、政府采购、资金分配等关键环节，围绕行政审批违规问题和滥用审批权问题，开展专项整治。